《向光出发》，致敬教师节。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胡芳 长沙报道

9月10日，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

走进校门，校刊里贴满了教师节点赞卡。彩色卡纸上，荧光笔的字迹稚嫩，却情感真挚，“老师我爱你”“祝老师天天开心”“您像妈妈一样”……

这是2026年的教师节。此刻，在长沙，在湖南，在中国千千万万所中小学里，铃声照常响起，粉笔照常落下，孩子们照常翻开课本，老师们照常站上讲台。一切如常，但一切又不同了。

过去这五年，是基础教育被重新定义的五年，“双减”让作业本变薄了，新课标让课堂的边界变宽了，“教育强国”四个字从文件里走进了每一间教室。可真正走到一线，坐在老师们的对面，听他们讲述自己最难忘的一堂课，我才发现，所有的变革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原点——人。

看见每一个生命个体。这句话，我今天听到了不下十遍。每位老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说它，有人用一堂班会课，有人用一次问卷调查，有人用一根碘伏棉签……

每一个学科的讲台背后，都站着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们讲的不是公开课的掌声，不是赛课的名次，他们讲的，是一些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瞬间，两个单亲孩子在生日会上放声大哭，一群留守儿童画出了油菜花田里的春天。

这些瞬间，轻得像风里的粉笔灰。

这些瞬间，重得让老师们一记就是八年、十几年、二十几年。

因为在那些时刻，教育褪去了所有宏大叙事的外壳，露出了它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质地：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

以下是老师们的讲述。

赵红梅：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赵红梅老师教了37年书，当了31年班主任。

按说，她今年就该退休了。但家长舍不得，学生也舍不得，学校跟她商量，返聘回来，把现在这个班送到毕业。她答应了。

“现在的孩子，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她说，“但是压力更大了，也更孤独了。孩子们渴望被看见，渴望被重视。”

所以这些年，她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她提起了1306班的孩子，那一年，他们五年级。

班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是单亲家庭，爸爸为了生计早出晚归。两个孩子不太说话，也不跟人玩，像两株被遗忘的小苗。

赵红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她悄悄设计了一堂班会课。课前，她给其他孩子布置了一个任务：观察这两个同学，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写在便利贴上。

班会那天，黑板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条。一张一张，五颜六色，像春天里突然开出的花。

赵红梅点开了两位爸爸提前录好的音视频。“崽啊，爸爸每天跑车到凌晨，就是想多赚一点钱。爸爸对不起你，陪你的时间太少了……”

教室里安静极了。赵红梅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两个孩子先是肩膀一抽一抽地抖，然后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课桌上，最后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其他孩子愣了几秒，然后一个、两个、三个……纷纷跑上去抱住了他们。哭的哭，劝的劝，拍后背的拍后背。

赵红梅站在讲台边上，看着这一幕，也红了眼眶。

“我觉得能治愈孩子的，是集体。”她说，声音很轻很轻，“那是一块滋养人的土壤。”

八年过去了。她记得每一个细节。她回忆着，轻声讲述，像是摩挲着一段不忍惊动的时光。

“我总在想两句话。”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很柔很坚定，“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

赵红梅和孩子们在一起。

廖星星：一顿早餐，是课堂也是生活

廖星星教英语，19年了。

2022年，有一堂关于“食物”的英语课。她鼓励孩子们聊聊自己生活中的美食，课堂很活跃，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自己爱吃的菜，你一言我一语停不下来。

后来聊到早餐，她随口问了一句：“你们的早餐一般吃什么？”

答案很单一：包子、馒头、牛奶、面包，在路边摊买了，边走边吃。只有个别孩子聊到了爸爸妈妈早上准备的爱心早餐。

廖星星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她当场做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让孩子们写“今天的早餐吃了什么”“谁做的”“花了多长时间”。收回来一看，大部分都是“路上买的”，还有孩子写的是“没吃”。

接下来的几节课，她没有赶进度，而是带着孩子们继续聊早餐，怎么做一顿简单的早餐、怎么用英语向家人点餐，怎么用英语写“早餐计划”。

几周后，她陆续收到家长的反馈。

一位妈妈说，现在晚饭做好了，不用喊，孩子自己就坐到餐桌前了。另一位爸爸说，周末孩子会主动拉着家人一起研究，准备下一周的早餐食谱。

“一堂英语课，最后变成了一堂生活课。”廖星星说。

她由此反思：课堂不只是教单词和语法，更是引导孩子关注生活本身。“我们后来还聊了睡眠，聊了手机管理。”

这堂关于早餐的课，她至今没写过完整的教案，但她说，那是她印象最深的一节课。

廖星星（左）和孩子们一起参加表演。

肖朝辉：那根碘伏棉签，她记了十几年

肖朝辉现在是副校长，但她先讲了一个自己当学生时的故事。

2007年，她任教第七年，考取了全日制研究生。第一次学术沙龙，她是主发言人，主题是城乡教育均衡。她非常认真，翻了很多论文，做了详实的准备，逻辑严密，表达流畅，讲完之后赢得了一片掌声。

最后导师问了她几个问题：“你有没有实地调研？你的样本量是多少？你引用的这个观点，是谁的研究？”

她答不上来。

导师说了一句话，她记了快二十年：“漂亮不是学术的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要敬畏学术，敬畏课堂，更要敬畏生命。”她说。

然后她讲了一个自己当老师的故事。

有一年，班上有个男孩子，是老师们眼里的“调皮蛋”。一次上课，一体机突然坏了，她调整时，手指被划了一下，出血了。她随手抹了一把，没当回事，继续上课。

那个男孩突然从座位上冲了出去。

肖朝辉看了一眼教室后门，心里想的是：擅自离课，等一下要批评他。她暗暗记了时间，想着等他回来，拿证据说话。

几分钟后，男孩跑回来了。手里捏着一根碘伏棉签，递到她面前。

“老师，你消一下毒。”他说，“我去医务室拿的。”

肖朝辉愣住了。她自己都忘了手上有伤口。

“我后来翻毕业册子，一直记得这个事。”她说，“这件事一直在警醒我，不给任何一个孩子贴标签。”

肖朝辉的课堂丰富有趣。

孔奕元：那个尖叫的孩子，被选为发言代表

孔奕元是数学大组长。

四年级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在课上会突然尖叫，有时候上课到一半会冲出去。但全班同学都很包容他，没有人嘲笑，没有人起哄。

为了让这个孩子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老师们和孩子的父母建了一个小群。爸爸每天都在群里“汇报”孩子的进步：今天按时完成了作业，今天主动跟同学说了话。一个父亲用这种方式，不断证明“我的孩子在进步，他是正常的”。

孔奕元一直信奉“平等教育”。

“真正的融合教育，不是给他特殊待遇。”她说，“而是让他在集体中获得平等的机会。”

刚开始，同学们习惯给这个孩子鼓掌。他只要完成了一件小事，大家就“啪啪啪”鼓掌。但掌声会让他情绪激动，甚至引发焦虑。后来大家约定换一种方式：竖个大拇指。无声，温和。

有一次，这个孩子把另一个同学的书包扔到了地上。孔奕元带他去道歉，让他自己说“对不起”。

这一次项目化学习，同学们选这个孩子当小组发言代表。他站在讲台上，磕磕巴巴说，台下没有人催促，没有人抢答。等他讲完，全班竖起了大拇指。

孔奕元说，她专门去过江苏等地学习融合教育的经验。“让特殊孩子融入集体，不是把他隔离开来保护，而是让他在集体里，跟大家一起。”

孔奕元的数学课堂。

罗丽：溆浦的“毕加索”

罗丽是美术老师，任教19年。

她讲了一个支教的故事。

那是怀化溆浦的一所乡村学校。那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孩子们从没上过美术课，课本堆在教室角落。

“他们的眼神，很期待，但又很害怕。”罗丽说，“他们怕自己画不好。”

她决定不急着让他们动笔。

先上欣赏课。她给孩子们看齐白石的画，讲齐白石的故事——小时候放牛砍柴，27岁才开始学画画，最后成了大师。“

再看梵高。讲色彩，讲《向日葵》，讲梵高怎么用厚厚的颜料堆出热烈的感觉。

一个女孩举手说：“老师，我没有见过向日葵，但是我见过油菜花。”

罗丽说：“那就画油菜花，画你春天在田野里看到的。”

她还讲了毕加索，用孩童般的手法画出了打动人心的作品。一个男孩听完之后，画了一幅自画像，歪歪扭扭的鼻子，大大的眼睛，他自称是“溆浦的毕加索”。

支教结束前，她花了两周时间，把孩子们的画一张张装裱好，从隔壁学校借来展架，在校园里办了一场画展。

展出那天，孩子们很兴奋。“老师，我的画在这里”他们的眼睛里有光。“那种被关注的感觉，让孩子们整个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罗丽说，“我站在那里，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富足。那是我做老师最有幸福感的时刻之一。”

罗丽给孩子们举办画展。

黄叶扬武：学生是最好的老师

黄叶扬武，2002年出生。

去年和今年，他教科学。家里是教育世家，六个家人都是老师，他算是“第二代”。刚工作两年，还在努力站稳讲台。

六年级有个女生，平时对科学课不太感兴趣，上课喜欢低头画画。黄叶扬武看在眼里，试过点她回答问题，她站起来不说话，他也不勉强。

直到有一天，讲到“日蚀”。

那个女生忽然抬起头来，眼睛亮了。她举手问：“老师，日蚀是怎么形成的？”黄叶扬武解释了一下，她点点头。下课铃响后，她跟着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又问：“那血月呢？血月是怎么形成的？”

“我故意没直接告诉她。我说，你回去自己找答案，明天来告诉我。”黄叶扬武说。

第二天，她真的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工工整整地画了血月形成示意图，旁边写了三四行小字，是她自己查资料总结的原理。黄叶扬武记得，那张画很漂亮。

“我特别感动。”他说，“不是因为她说得多准确，是因为她愿意为了一个问题，花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后来在周记里，看到有学生写：“科学课挺有意思的。”

黄叶扬武刚刚拿过市赛一等奖，但在整个聊天中他只字未提。旁边老师提起，他也只是摆摆手。但提到学生的周记，他笑了好几次，说“那比什么奖都开心”。

“学生是最好的老师。”他说，“他们教会我，不能只看表面，每一个孩子都有他发光的方式。”

黄叶扬武在课堂上。

贺茜：2000多个孩子，我都认得

贺茜是体育老师，任教两年。

体育课是走班制，他要教一个年级，全校2000多个学生，每周轮流转。两年下来，他基本都认识了，不一定叫得出每个名字，但只要看到脸，他就知道是哪个班的，体育素质怎么样，擅长什么项目。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节跨栏课。

他设计了不同难度等级：高栏和低栏，挑战组和常规组，还选出了小组长。上课前，他没有直接示范动作，而是先让孩子们分组讨论：跨栏的关键是什么？怎么避免受伤？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高度？

孩子们七嘴八舌讨论了几分钟，然后贺茜才示范了一次，接着让小组长带着各自的人开始练习。

“那节课完成得特别好。”他说，“没有人不敢跨，也没有人受伤。团结，有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节奏里。”

他的体会是：体育课不只是跑跑跳跳，要先让孩子动脑，再让他们动身体。“教学有法”，他说了四个字，然后补充道，“但这个‘法’，每个班不一样，每个孩子也不一样。”

贺茜的体育课。

陈善冰：25年之后，带着年轻老师重新出发

陈善冰是音乐老师，砂子塘小学的毕业生。

毕业后，他回到砂子塘天华小学任教，到现在25年了。他是长沙市首届小学音乐名师工作室的首席名师，2024年音乐教材改版，他是编委之一。

但他没有讲这些“头衔”。

这个教师节，他带着一群非常年轻的老师，自编自创了一首歌，叫《向光出发》，耗时一个多月。“致敬每一个老师，也致敬我们自己。”

他讲到自己研课的经历，带着年轻老师反复试教，不只在砂子塘，还要去雨花区的其他学校、长沙市的其他学校试课。“一堂好课，磨出来的。”他说。

“研究课堂，成就老师，也成就我自己。”他是专家型的老师，但他说的最多的是“年轻的老师们”，“带着他们，就像带着当年的自己。”

陈善冰在评课。

记者手记：育人育己，看见每一个生命

采访结束，天已经快黑了。砂子塘小学的校园安静下来。

我翻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几乎每一位老师在讲述时，都用了“看见”这个词。

赵红梅说，孩子“渴望被看见”；黄叶扬武说，要“看见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肖朝辉说，“不给任何孩子贴标签”；罗丽说，孩子们在画展上眼里的光，就是“被看见”的光。

“看见”这个词，简单到几乎朴素，但这十来位老师的讲述里，它反复出现，像一条隐形的线。

我意识到，对于这些老师而言，“看见”从来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温度的抵达。它意味着穿过分数、表现、标签、刻板印象，直抵一个生命个体最真实的处境：赵红梅看见了角落里的孤独，孔奕元看见了“特殊”之外的需求，肖朝辉看见了“调皮”背后的善意。

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老师都在讲述中不自觉地提到了另一个层面：通过这些“看见”，他们自己也“被看见”了，也收获了成长。黄叶扬武因为学生的周记而有了动力，罗丽因为孩子们的画展而感受到精神富足，陈善冰因为带着年轻老师研课而更清楚自己的责任。

这就是“育人育己”。

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倾注，而是双向的照亮。老师在照亮学生的同时，也被学生照亮；在托举生命的同时，也被生命托举。赵红梅在“假如是我的孩子”的换位思考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教育良知；肖朝辉因为一根碘伏棉签，一生警惕偏见；孔奕元在融合教育的实践中，自己的理念一次次被验证、被深化。

这些老师没有一个人提到绩效、评优、职称。他们反反复复说的，是价值感，是幸福感，是那些被记忆反复擦拭的课堂瞬间。那些瞬间里有哭声有笑声，有慌乱有惊喜，有油菜花田里的自画像，也有黑板上的便利贴和竖起来的大拇指。

……

校园一角。

致敬每一位老师。致敬每一个在讲台上“看见”生命的人。

感谢你们，不仅看见了课堂，更看见了课堂里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