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诗报与一个诗派

　　——新乡土诗三十年回眸

　　作者丨胡述斌

　　一件事情久了，说的人少了，人们也就慢慢淡忘了，有时简直好像没有发生过，以为是梦景。哪怕是白纸黑字写着的，也以为是梦中的呓语。但有些呓语是不能触动的，一动就痛。这不，现在我就开始痛起来，因一张诗报和一个诗派。

　　湖南衡阳市的吕宗林君不知是触动了哪根神经，突然说是要写一本《新乡土诗简史》，还在网上开了一个“湖南新乡土诗派研究的博客”，也不知他从哪里知道了我的电话，给我发了短信，说了他的想法。我是知道吕宗林这个名字的，二十年前就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写“新乡土诗”的，而且是“狂热”分子，但从没有联系过，这次算是联系上了。在新乡土诗风生水起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着写诗办报，为新乡土诗呐喊，本应有机会和理由一起喝酒论诗，也不知何故却无缘一见。眼见新乡土诗“烟消火熄”之时，宗林君却从衡阳突然跑到长沙，又是用短信告我，他在某宾馆想与我一叙，就这样，我那根都快麻木的神经就又开始有痛感了。我放下俗务，鬼使神差地奔往宾馆，我们说的就是一张诗报和一个诗派——《诗歌导报》和“新乡土诗派”。

　　既然宗林君要写“史”，那我当然只能从“史”说起。不过我向宗林说明了，这个“史”只是我眼中的“史”，不一定是“历史”。好在执笔者是宗林君不是我，由他去裁决。

　　说起新时期的诗歌流派，不能不提到1986年。

　　1986年，中国诗坛进入了一个社团林立、群雄纷争、流派纷呈、变革迭起的“大摇滚”时代。激情的诗人们，不吝对她进行最热情的礼赞，认为她是中国新诗自1917年诞生以来最繁荣、最兴盛、最灿烂、最辉煌、最开放、最宽容、最自由的诗歌经典时代。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同时各种诗人评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如《星星》诗刊发起的“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10人当选。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无疑是《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10月21日至24日，两报先后刊出了总计7个版、64个流派、100多位诗人、13万余字的诗歌作品与宣言。

　　但是，能够在诗歌史上留下印迹的诗人和诗派却是不多的。以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例，很多人是为了参加这个大展，便宣告成立一个流派，但大展一结束，流派就销声匿迹了。湖南也有胡强和谌林两个诗人参加，他们分别是代表裂变诗派和悲愤诗派参加大展，但这两个诗派也是昙花一现。

　　“面对狂乱的现代诗潮，任何一位诗人都是不可能平静的，弄潮抑或呛水，高呼抑或轻叹，好像诗人都成了杰出的演员。‘第三代诗人’、‘先锋诗人’、‘前卫诗人’、‘实验诗人’，诸如此类的响当当的招牌在诗坛上穿梭不停。在这一现代诗潮里，确实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海子之仙逝，引起诗坛广泛的喟叹，有人称他是‘北京最杰出的先锋诗人’。海子算一位，大写特写《女人》的翟永明、公然亮出《黑色洞穴》的唐亚军、高呼《你不和我来同居》的伊蕾（孙桂贞）也算。只是翟、唐、伊这3位似乎是‘性诗’的特别顾问，久而久之，读者也就生起厌来。加上这几年，哗众取宠的‘诗派’不少，玩文字游戏的不少。故而，现代诗潮陷入一种困境，一种人为的、也不足为奇的困境。”（陈惠芳《现代诗潮的重大回归》——新乡土诗评述之一，原载《诗歌导报》创刊号，1989年12月）

　　“一群困兽般的现代派诗人，从搏斗后的黎明中醒来，顾怜着被城市之火烧焦的身影，抚摸着一条条用魔火般的霓虹灯交汇而成的伤痕。他们感到四周都是墙壁，他们开始参拜夕阳，参拜夕阳下那些遗忘过的庄园和童话。”（行人《中国新乡土诗现象沉思录——寻找童话》，原载《诗歌导报》创刊号，1989年12月）

　　这，就是“新乡土诗”及“新乡土诗派”产生的背景。

　　“新乡土诗”的概念是由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于1987年提出。“新乡土诗派”是围绕“两栖人”和“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主题性流派。所谓“两栖人”，就是侨居在城市的农民子孙，他们的父辈仍生存在城市之外的村庄。所谓“精神家园”，是指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是现在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构筑出的一种精神模型，是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现代人类对劳动者与大自然的化合状态中呈现出的健康、朴素美德的追取，是以“两栖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社会在自己多重规范的生存空间无法忍受与兑付生命情感时，对朴素、清贫、真诚、健康的美德的回溯。

　　“我们（指新乡土诗派—笔者注）努力表达的是自然精神与生命精神的谐调过程；新乡土诗无疑有它广阔的前途，它对生命现象和精神家园残酷的真实的追取，以及对一切艺术的精华的崇尚，注定了新乡土诗歌永恒的魅力。”（江堤语）

　　“我们跟北岛、顾城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成长环境不同，我们从小在乡下长大，不像他们从小就可以看很多书，明白很多东西。我最初看到北岛的诗，非常震撼。仿佛被人重敲了一下，诗还可以这样写？但是北岛做到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到。我们有自己的路子，从我们自身的经历入手，从一种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的处境出发，写我们自己的悲欢惆怅。”（彭国梁语）

　　正如青年评论家刘清华先生所说，湖南新乡土诗体味的是一种“新乡土精神”。“新乡土精神，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交合体：这是一种既反传统又认同传统，既想寻求超脱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寻根’中寻找思想依托的文化心态。（……）和传统乡土诗不同，新乡土诗人无意于到偏远的乡间去寻求解脱，他们只是把乡村的人和自然万象作为他们观照生活、发掘美的视点和支点。在这里，乡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自然美成了一杆标尺，用以衡量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也许是他们同时意识到了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扭曲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危机，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被许多人所淡忘了的世界，反过来又给人们创造了一个至善至纯的天地，他们并不想对现实生活作出道德评价，但他们向我们所展示的一切又无时无刻不在引起走向疯狂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反省。（……）在欣赏新乡土诗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受到一种雄性的力度，使我在读他们的诗时为一种正气和激情所驱动，感觉到自我形象也高大起来，让我们不断想起高山的气度、大海的胸怀、草原的骏马、蓝天的雄鹰……其实，这正是新乡土诗作者们所孜孜以求的风格，一种阳刚之美。”（刘清华《湘军中的列兵——新乡土精神与湖南新乡土诗》，引自《新乡土诗派作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对于“新乡土”概念的理解，湖南老诗人于沙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不能把“乡土”这个概念，窒死在乡村和泥土里。不能说，只有那些写一株稻子、一列山脉、一只背篓、一支草笛、一片秋叶、一头黄牛、一块棉花地和一幢吊脚楼的诗，才是乡土诗。也不能说，只有从湿淋淋、滑溜溜的乡间小道，草本丛生、鸟雀吱喳的村落山寨走出来的诗人，才算乡土诗人。乡土，应是一片广阔的疆域。乡土诗，也应该是一个广阔的概念，不只限于农村题材和歌谣体诗。整个中国大地，都在乡土包容之内。只要不是贵族气十足、脂粉气十足和晦涩难懂的古怪气十足，而具有中国诗味、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诗，都是乡土诗。这样的诗，才是中国诗的正宗，中国诗的骄傲，中国诗的希望。（于沙《我观乡土诗》，原载《诗歌导报》第二期，1990年1月）

　　1988年，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我认识了于沙先生，很快就成为忘年交。经于沙先生介绍，我结识了笔名行人的邢立新，他手里办有一份《青年文学报》，几经往来，趣味相投，我们决定新创办一份诗报。在诗报的定位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当时还只初露端倪的“新乡土诗”上，诗报定名《诗歌导报》。

　　说到《诗歌导报》，我必须列出一些名字：

　　顾问：未央、于沙、李元洛、弘征、彭燕郊、谢璞、王以平（第六期始）、黄剑锋、唐大柏、陈白一、姚学礼（第六期始）；社长：胡述斌（第一期——第四期为编辑部主任）；总编：行人；主编：陈惠芳（第一期——第四期）；副主编：高立；编委：胡述斌、行人、陈惠芳（第一期——第四期）、高立、杨林（第一期——第三期）、陈刚、周国清、周正良（第五期始）、苏小河。特邀编辑：江堤、蒋梦（第一期——第四期）、彭国梁（第五期始）

　　我与行人等人开始筹备《诗歌导报》是在1989年初。当时，他与高立、苏小河等人还在湖南省常德市，而编辑部设在长沙市五家井一条巷七号我的一个师兄家，诗报的印刷却在离长沙五百里的常德市常德彩印厂。

　　编务工作主要是由我、陈刚、周国清、周正良（还有前期的杨林）负责。那时我是武警长沙指挥学校的一名排级干部，陈刚是武警湖南消防总队的志愿兵（现在叫士官），国清是湖南省军区独立连文书，正良是湖南省军区通讯连炊事班班长。几个行伍之人被缪斯的红裙撩拨得神魂颠倒，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以期一窥春色。而且各自取了笔名，我叫凡溪，陈刚叫山山，国清叫楚人，正良叫宜男，大有一手握枪一手握笔的架式。每当夜深人静，我们处理完当天的编务，也正是饥肠辘辘之时，就会来到正良的炊事班，守着正良亲手为我们炒油油饭，以慰饥肠。二十多年过去，每当忆及此，我便腮有余香。

　　“请莫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们，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站在生养血肉的土地上，我们是一群生命的游民。从太阳升起的山岭出发，穿过地腹，我们相聚于缪斯的殿堂。为了诗，为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为了友爱和善良，请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们到哪里去。”这是《诗歌导报》的发刊辞《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随着这一声略带忧郁但坚定的低唱，1989年末，在湖南，在冬天，几个不知自己归宿在何处，却又为诗歌寻找归宿的人，为了诗歌的纯真和责任，用几颗温热的心，用几双瘦弱的腿，用几张呆笨的嘴皮，去感染，去奔波，去鼓动。没有经费，他们掏出了准备结婚的积蓄（我将存了三年的九百元钱全部用于《诗歌导报》第一期的印刷费），掏出了准备为儿子买牛奶的硬币（行人的儿子才一岁）。在不知受了多少冷遇（在诗之外都是硬汉子），不知想了多少办法，还不知做了多少违心（不是违背良心）的事之后，终于，全国第一张融诗、影、画为一体的对开大报《诗歌导报》诞生了。这对需要诗歌的良知和爱意的世界来说，对需要诗歌的诚挚的诗人来说，在那诗的多事之秋，也许能多少给些安慰吧。

　　《诗歌导报》的一声低唱，在全国产生强烈震动，许多诗人、诗评家投书编辑部，给予热切的首肯：

　　“《诗歌导报》收到，大大的一张，气度不凡。贵报倡导新乡土诗，是顺乎潮流之举，中国新诗在十年的喧嚣之后，也似乎到了一个该沉静下来，走向真正成熟的时候了。我以为，所谓“新乡土诗”，其精髓应是人类家园感与生命意识的沉静式地张扬与触摸。”——陕西秦巴子。

　　“看来湘军不仅仅于小说，于诗亦是上乘。在目前诗坛日衰之时，仁兄等又有《诗歌导报》，此举令‘九头鸟’们望湘生叹了！诗报不错，有特点（……）我很赞成“回归”观点。”——湖北熊红。

　　“今天，在小报林立近乎泛滥的中国，见到一如字体那般严肃的《诗歌导报》，不由肃然起敬。浏览了一下诗报，感到‘导向’正，质量高，堪称‘诗歌导报’。在诗坛一派乌合之众的局势下，你们的旗帜使我联想到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旗帜。‘乡土诗’不只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品格、风骨。”——江苏郁斌。

　　“《诗歌导报》内容丰富，报样大派（……）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们的‘新乡土诗’，感到非常亲切，也感觉到这种回归的趋势。你们的乡土诗，一点也不土，才思敏锐，激情洋溢。”——贵州西篱。

　　“《诗歌导报》很有大家气质，不妨把画与影的成份再增加一点，办成一张充满艺术气氛的诗报。（……）在屈原的庞大的根系上，我们应该产生新的具有楚地特点的乡土诗作和乡土诗人。”——湖北徐鲁。

　　“真是意外收获，接到《诗歌导报》真是好高兴啊！你们真有‘两下子’，能办出如此精美大报，而且特别欣赏‘诗影画’。香港台湾都有这种精美的综合‘美报’。看后特别眼热。”——上海柳易冰。

　　“新乡土诗产生和繁荣是有其背景的。（……）《诗歌导报》举办的这次‘世界华人新乡土诗大展’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但无论怎么说，《诗歌导报》已为新乡土诗的发展廓清了一次道路，给我们的诗坛带来了信心和希望。”——河南吴元成。

　　“在我们看来，作为民间的《诗歌导报》无疑为青年诗人提供了一种诗语言与精神趋于完善的契机。韩文戈：《诗歌导报》所辟的‘大展’，为我们探索和研究新乡土诗提供了有益的资料。近年来，湖南的新乡土诗人逐渐显露倪端，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大解：《诗歌导报》的贡献不仅限于新乡土诗，统观大局，自成一体，大气而不粗糙，值得细读。李南：《诗歌导报》为当代诗歌的节节前进垫了坚实的桥梁，由此，我们有理由再一次等待‘炼金的时刻’！”——中国诗歌实验小组。

　　原西藏文联副主席、著名诗人汪承栋先生也写来了《赏花一家言》：我回到湖南，先后读了由几位青年诗人自筹自办的《诗歌导报》和《科学诗刊》，实在由衷地钦佩！情不自禁地吟咏起记忆中的两句诗来：“人生利济非难事，难在仁心与热肠。”在曾经喧嚣一时的五十多个诗歌“流派”（据某诗刊的不完全统计）未老先衰地高喊“大滑坡”、“低谷”、“落潮”的今天，其堂皇“宣言”和全新“样品”也随着过早冷却之时，这几颗火辣辣的心仍然炽烈地为诗歌燃烧着，有如在一片不太景气的冬日园林中，顽强地伸出令人倾心的新枝嫩叶，证实美的旺盛生命力，爱的浓厚生命力，纯真和责任的坚韧生命力。这不是垂名钓誉的虚荣和功利，不是！连自己准备结婚的积蓄和给儿子买牛奶的硬币都慷慨掏了出来，哪有那番思绪？这不是吃饱没事作点文字游戏的“玩诗”，不是！连过年的年货和回家探亲的火车票都还没有买，哪有那种“雅兴”？只有用整个心灵拥抱诗神，甘愿为她奉献一切，即使她身处逆境也决不与她分手的“痴情”与“傻劲”，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才能“九死不悔”地执著。我之所以看重和敬服这一报一刊的蜡烛精神，源出于此。（……） 1990年春节炮仗声中（原载《诗歌导报》第三期，1990年2月）

　　原湖南省作协主席、著名诗人未央先生和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教授吕进先生都为《诗歌导报》欣笔题词。未央先生的题词是：歌唱心灵，歌唱大地，歌唱人民，祝诗歌导报生根开花。吕进先生的题词是：立足中国乡土，抒写当代诗情。

　　为了解决办报的部分经费问题，编辑部在《诗歌导报》上刊登了《招收报友的启示》，并油印了一批《启示》，请求爱诗者的援助。对于一张大报的印刷费来说，这些报友费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却是雪中送炭。说到此，我忍不住要提起一名报友的来信。

　　胡述斌老师：您好！

　　《诗歌导报》报友录取通知单已于今日收到。看过通知单，读过《新年旧话》，想到一些所闻所见，我真不由悲喜交加。记得两个月前收到《诗歌导报》试刊号和招收报友启事后，我直觉这是一块心血濡沫的土地，从那字字真诚的启事中，我感到了为缪斯而歌者的赤诚与无奈，更有那《启事》上划掉的字句，那几道黑线分明是在低诉创业者难言的辛酸。（……）正好隔几天后我有亲戚抵长沙，于是我便写好一封信并二十五元钱托他亲自交于您，我希望能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然而半月后他回来了，脸上居然是不屑一顾和微微的嘲弄。他把信和钱原封不动地退还于我，说给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肯定上当了！”（……）他见我大惑不解的样子，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解释起来。原来他到了长沙后依地址找到了编辑部，但他根本没进去。他描述说编辑部在他眼前“像个破破烂烂的吊脚楼”。（……） “现在的人为了钱是什么办法也想得出来的”。（……）“二十五元钱当然不多，但若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天真轻信的话，那么骗子们的功业也就告成了。不是从前有个什么‘芙蓉函授大学’，招生简章上师资条件教学水平吹得比第一流还第一流，而最终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成百的求学者的学费落入了骗子的腰包。”我说：“那这不同，有白纸黑字的报纸为证，报纸的内容相当不错的。”可他说：“这份报纸只是试刊，天知道钱寄去后还有没有下文呢，到时候他们携款一走了之，你又奈其何？社会是复杂的，你太天真了。”我一时语塞，感觉仿佛成了一只不问尘世刚刚出壳的小鸡。我欲反驳，以诗的圣洁、诗心的真纯和我多么愿相信人心向善。但是——但是他的经验比我多了二十年……我只能无言，无言地收起那封信和钱，然后走到邮局把信一寄了之，而钱，却留了下来……今天，我读了你们的《新年旧话》，我深深地为“不知自己归宿在何处却又为诗歌寻找归宿的人”而感叹，也为自己的犹疑而自惭。我真想问一声，为何，为何真正的诗爱者举业却如此多艰？为何，为何本该毫无顾虑示以真诚的东西总要蒙上不安、怀疑的面纱？这个世界本应让人坦然无忧，可现实却从来就掺着太多的令人苦笑的因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真真切切的含泪的微笑……

　　如今我做了《诗歌导报》的报友，非常荣幸。全年费用二十五元已与信同时寄去。另有两首诗，望不吝赐教。

　　此致

　　祝一切顺利！

　　湖南省郴州地区供电公司 张海燕

　　1990．2．12 夜（原载《诗歌导报》第四期，1990年4月）

　　二十年前我接到这封信，握信的双手在微微颤抖，读信的双眼流下了青涩的泪。二十年后，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重读了这封信，再次流下了已不再青涩的泪。我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张海燕，谢谢那些可爱的报友们！

　　《诗歌导报》从开始筹备到停刊前后近三年时间，出刊十期，其中彩印一期。1991年夏天，对于我来说，是个特殊的夏天。正当我们在为《诗歌导报》第十期的出版忙碌之时（所有的编务都是在晚上或周末进行），我当时所在单位的领导找到我，劝我退出《诗歌导报》，并声明，组织上正在对《诗歌导报》进行审查。我当然坚持，坚信《诗歌导报》是合法的。一个月后，主要领导再次找我谈话，并宣布了对《诗歌导报》的审查结果，他说，《诗歌导报》是健康的，可以办下去，但我，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不宜过多参与地方活动。因此，目前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我退出《诗歌导报》，要么我脱军装。当时我还未结婚（未婚妻在长沙），按照军队干部转业的规定，如果我转业，只能回湖北老家。因此我只好决定暂时退出《诗歌导报》。

　　（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一个特殊部门的朋友我才弄清楚，为什么有此类事情发生。原来，《诗歌导报》在台湾出现，引起了特殊部门的注意，然后按编辑部地址查到了长沙。）

　　因此，《诗歌导报》第十期的编委会里没有了我的名字，只是在行人含泪写的《告别辞》里提到我，含糊地提到我离开的原因。

　　《告别辞》是同仁们向我告别，也是《诗歌导报》向“新乡土诗”告别，向诗坛告别，向爱她的缪斯的情人们告别！

　　白天工作，晚上编稿，自掏腰包办诗报，这样的时光，我们共度了近三年。不能忘记行人、高立奔波于常德与长沙之途疲惫的身影；不能忘记陈刚、国清挑灯夜战布满血丝的眼睛；不能忘记，当我为《诗歌导报》最后一期（第十期）的印刷费抓耳挠腮之时，正良把积攒了多年的士兵津贴5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上，当时我心阵阵地痛，但还是接了，这是他洞庭湖区的老娘多少担的口粮啊！！

　　后来，国清和正良双双考取了军校，国清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正良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陆军学院，陈刚也转干调回了老家怀化武警支队，而且，孔方兄再也不愿伸以援手，《诗歌导报》只好“寿终正寝”！！！

　　《诗歌导报》前后用了八个版的版面开辟“湖南新乡土诗群专版”，推出陈惠芳、江堤、彭国梁、行人、凡溪、高立、蒋梦、谢午恒、陈英伟、舒翼、姚子珩、白屋默人、林林、山山、楚人、周正良、小河、剑锋、黄修林、熊永祥、李青松、蒋三立、湘女、龙红年、周碧华、滕如高、张洪波、刘起伦、刘克胤、曾胜、文东平、郑维元、何日阳、曹承明、邓文初、高一飞、姚茂斌等青年诗人的新乡土诗作品，为湖南“新乡土诗派”的形成起了基础性的作用。

　　《诗歌导报》从第二期开始推出“中国新乡土诗大展”，共出三辑，前后有西岸、曲近、史一帆、朱文杰、李亚伟、鲁萍、柏常青、王玉民、江哲银、秦巴子、耿翔、武永利、刘平安、刘新中、商泽军、姚学礼、黑烨、西篱、赵红尘、杨克、石光华、典子、杨然、韩文戈、郑万鹏、姚振函、梁峰、元平、韩少君、于宗信、曲有源、佟石、刘秋群、张中定、谷未黄、袁勇、王子君、萧牧、盘妙斌、谷鸣、吴元成、孙建军、李南、赵阳、宛凝、东荡子、甘伟、杨炳林、项俊平、王道坤、孙昕晨、江月等诗人发表新乡土诗作品，为新乡土诗在全国产生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1990年3月11日，由湖南省青年诗人协会筹委会和《诗歌导报》编辑部在长沙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新乡土诗研究讨论会，会上主要研讨了新乡土诗的崛起缘由、现状以及发展前景。由于经费、时间等诸方面原因，外省许多青年诗人未能如约前来，但他们都寄来了笔谈文稿。《诗歌导报》1990年第四期用了几乎整个一期的版面推出了“中国首届新乡土诗研讨会笔录”，发表的文章有：姚学礼的《崛起的新乡土诗》，陈惠芳的《两栖人的精神迁徙》，行人的《新乡土精神》，秦巴子的《寻找家园的现代诗人——兼说“新乡土诗”》，小河的《夹缝中的诗人——兼读高立的散文诗》，凡溪的《白菜与诗人——析〈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唐成·茂娜丽的《营救古老的太阳——谈中国诗歌的农民性“回归”》，彭国梁的《城里·乡里》，漠生的《中国诗歌的再次回归》，韩文戈的《乡村的诱惑》，江堤的《几个概念及其它》，残星的《回到粗糙的地面》等。首届研讨会及“笔录”专辑的相关文稿，为“新乡土诗派”形成自己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1990年7月，《诗歌导报》第六、七期（合刊）开辟了“世界华人新乡土诗大展”，著名诗评家李元洛先生和著名青年诗人杨克先生应邀作为特约编辑，各编辑一个专版。李元洛先生在“特约编者按”中这样写道：湖南的一群青年诗友倡导“新乡土诗”，我欣然赞成。乡土诗之“新”，一是区别于古代的田园诗，一是区别于新诗史上的写乡土的作品。“新乡土诗”真正要蔚然成风，对中国新诗运动作出贡献，关键是写出一批既新且好的力作，产生一群不是“自吹”或“他吹”的真正优秀的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编选了台港与海外11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有志于“新乡土诗”者的参照系。

　　李元洛先生组织的诗人有：台湾的余光中、洛夫、痖弦、向明、张默，香港的犁青、黄河浪，美国的彭邦桢、非马，新加坡的蔡欣、淡莹。

　　杨克先生组织的诗人有：台湾的张国治、夏宇、林群盛、钟慧、孙维民、杨采、隗振璇、颜艾林、陈谦、飘渡、涂静怡、林青风，香港的吴美筠、陈德锦。

　　“世界华人新乡土诗大展”，使新乡土诗走出了大陆，走向了港台及海外华人诗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7年后，也就是2007年，陈惠芳在为我写的一篇评论《忧患者的悲歌》一文中，对《诗歌导报》有过一个回顾：《诗歌导报》不是正式诗报，只是领了准印证。不正式，却是四开大报。只准印，却发到了海外。客观地说，《诗歌导报》为日后“新乡土诗派”的鼎盛，起了至关重要的先导作用。整版整版地推举，不厌其烦地宣传，吸引了包括海外诗人在内的新乡土诗人。“两栖人”、“家园”、“新乡愁”成为当时诗坛的关键词。

　　经《诗歌导报》的推举，“新乡土诗”在90年代前后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诗歌主潮。构成了当代诗歌“新乡土诗”创作和思潮的持续影响。

　　“新乡土诗派”无疑是成功的，20年来，出版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作品集，它成为一个长久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流派。

　　客观地讲，“新乡土诗”的概念到现在仍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它有明确的指向，那就是：站在自然的“家园”上，遥望、追寻“精神的家园”。

　　附记：

　　《诗歌导报》从开始筹备到停刊前后历时近三年，出刊十期。每期出报后我都会先拿一份在手头留存。《诗歌导报》停刊后，我找到了前九期的一些存报，怎么也找不到第十期，至今仍想不起原因。因此，我手头仅仅只有一套完整的《诗歌导报》。这一套完整的《诗歌导报》于2003年7月6日借给了江堤，虽然我心有疑虑，并反复说明我只有这一套完整的，但仍然还是借给了他。因为，此前有一天他突然打我电话，说是想写一篇关于新乡土诗的文章，需要查阅《诗歌导报》，并且说到我的住地来取。我知道他的身体不好，不让他来，决定给他送过去。那是江堤生前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的家。此前与江堤的聚会大多是在陈惠芳所在的《湖南日报》社的筒子楼里，喝酒、谈诗，不亦乐乎。半个月后，也就是2003年7月21日，江堤突然仙逝，年仅42岁，痛哉惜哉！我翻箱倒柜，找齐了《诗歌导报》前九期，仍然找不到第十期。所以，此文所据资料来源于《诗歌导报》第一期——第九期。印象中，《诗歌导报》第十期仍继续辟有“湖南新乡土诗群专版”和“中国新乡土诗大展”，又推出了许多湖南和全国各地新乡土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未列入此文中。

　　作者简介：

　　胡述斌，笔名凡溪，湖北武汉人。1983年入伍，1995年转业。当过编辑，办过诗报。著有诗集《情系古河道》《香格里拉》《南方大雪》、长篇小说《短信男女》，创作歌曲《老兵》《月亮锁》《我心富强》等50余首。新乡土诗派代表诗人之一，潇湘诗会召集人、总策划。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