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学宫、书院，是孕育文明的胎盘，是传承文化的载体，是精神向往的殿堂。尤其在宋代以后，这三个场所，往往成为一个地方的标配，无数学子到文庙虔敬地祭奠孔子，然后在学宫和书院焚膏继晷，涵养情操，即“正心、修身、齐家”，以得道利民，“治国、平天下”。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沙，更不例外。时至今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依然翰墨飘香，书声琅琅。文庙尚且留存部分建筑，孔子画像依然在斑驳的墙壁上若隐若现。虽然学宫早毁，但其遗址尚存，在繁花似锦的现代化都市里，默默地陈述着朝代的更替，诉说着历史的烟云。

壹

今日长沙，成片的老街已为数不多，学院街区算是其中之一。以地域范围来界定，湘江路以东，黄兴南路步行街以西，人民西路以南，城南路以北，这一区域即为现存的学院老街区西文庙坪。长沙历史上的文庙与学宫就坐落在这个片区之内。由此往南，跨过两条马路，就是曾经名震南宋的城南书院。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学子而俱在学校之中。”这首《诗经·郑风》描绘了曼妙女子渴盼心仪“读书郎”的情意绵绵。“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自古以来，人们对读书的崇敬，深深植根于传统价值观念之中，遐延不绝。读书不仅被视为获取知识、提升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更是改变个体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阶梯。

西汉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各地用于祭祀孔子的孔庙或文庙成了学子们的精神家园。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从此，文庙与州学结合，行“左庙右学”之制，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庙宇，也是官方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和举行科举考试的闱场。

“入门墙仞独雄高，云集五凉闻圣韶。”唐时，长沙文庙地处长沙古城西南一隅，前面高耸的庙墙与城墙相迭。其主体建筑大成殿，殿阙高挑，巍峨峻拔，内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复圣颜子（颜渊）等历代鸿儒塑像，凸显庄严、敬畏。另外，还有许多附属建筑和雕塑，最后为尊经阁，是珍藏儒家经典的地方。现存西文庙坪仅是长沙文庙西边的一角，足见长沙文庙的阔大恢弘，气势磅礴。

世间纷扰，唯有文庙清幽、宁谧。一折一回，一俯一仰，只要进入长沙文庙，皆会被其间那静心修身、格物致知的儒学意境所感染、震撼。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重臣王安石作长达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了其变法主张，其中包括了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的“新学”。王安石力举学校以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经世人才为主，罢去无用之诗、赋，转而采用经义、论、策代帖经、墨义以取士，学校彻底成为选官制度的紧要一环。

王安石《答曾子固书》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显然，在文庙里读非儒家经典已不太合适，各地纷纷尝试改革庙学。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吴仲复出任潭州（长沙）知州，他到长沙，第一件事就是将庙学改为州学，在长沙文庙旁边设置学宫。这一举措，贴切地契合了“新学”思想，以致王安石依心像意，满腔热情地为潭州州学写来贺诗《潭州新学诗并序》。序中曰：“治平元年，天章阁待制兴国（阳新）吴（仲复）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筑庙学于城东南，越五月告成。”这是长沙兴办州学的最早记载。

早在吴仲复出任潭州知州时，王安石就赠诗曰：“连墙画山水，隐几诗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东南守……自古楚有材，酃渌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贾生否。”从这首诗里可以品出，吴仲复文采斐然、才华横溢，王安石对于友人充任东南重镇潭州深感欣慰，表达了在吴仲复治下潭州再现美好景象的殷殷期许。

因为吴仲复，王安石与长沙有了美好交集，连续用诗文对长沙表达关切。“有嘉新学，潭守所作。”在《潭州新学诗并序》里，王安石极力褒扬吴仲复抛弃陈旧观念开办州学，激励“潭之士子”发奋读书，“古之读书，凡以为己。躬行孝悌，由义而仕。神听汝助，况於闾里”，并告诫“潭之士子”不要“无实而荂，非圣自是”。长沙州学是王安石“新学”思想落地的开端，也是长沙率先在全国推行州学的闪亮实践。

贰

开办州学以后，潭州府所属十二县学子都会不定期地来学宫求学。同时，学宫也是州学考试场地，设有教谕、训导等，学政、知州还不时前来进行督导。自此，长沙人文兴盛，书卷之气弥漫，显赫一时。不过，文武官员路过文庙坪，依旧保持着“文官下轿尊师表，武将离鞍拜圣人”的尊师重教传统。

清晨的阳光照在文庙坪，细弱的、不停延展迁徙的光影丝丝缕缕，洒落一地，碎影斑斓，浸润着每个学子的心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学子们的诵读声清脆而响亮，整个文庙坪都晃动着学子们青春矫健的身影，四处洋溢着蓬勃朝气……文庙还是供奉孔子的庙宇，只是学制一变，整个文庙坪陈腐之气顿消，活力尽显。子曰：“弟子孰为好学？”倘若文庙孔子雕像显灵，当见到这些好学的学子时，会不会发出感慨？

静静的秋日，西文庙坪的人间烟火是那样祥和，流连此处，无不让人感到心灵的慰藉、澄明。无论是欣赏古老的建筑遗迹，还是品味历史的沧桑，每一座建筑、每一尊石像，似乎都充溢着古朴幽雅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令人景往而感佩的往事……

说到人才，必然要说到考试。隋唐以来，学子士人欲想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必然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科举是取士的唯一途径，科举较之于魏晋南北朝“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显然是一大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途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功成名就的生动反映。大凡隋唐以后有所作为的仁人志士，几乎没有不是通过科举即正途出身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有一个“破天荒”的成语不仅有趣，而且这件事至今仍令许多长沙人觉得脸上有光而常常提起。唐时，每逢科举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长沙地处的荆南道每年都解送举人赴京应考，可接连四五十年居然没有考中一人。于是，人们便将荆南称为“天荒”，并把荆南解送的考生称作“天荒解”。

“天荒”原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人们称荆南为“天荒”是讥讽这里四五十年间竟没有一个举人考中进士，剃了光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中四年（850年），这一年，荆南道解送的应试考生中，其治下的长沙有个叫刘蜕的人终于考中了进士，真可谓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刘蜕破了“天荒解”，此事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被誉为“破天荒”。

《湖南历代进士科第年里综表》载，在刘蜕之前，湖南已有15人中了进士。湖南历史上真正“破天荒”的是唐朝开元十八年（730年）进士、长沙人欧阳稚。《全唐文》载，欧阳稚是初唐书法家欧阳询的从弟欧阳允曾孙，他比刘蜕及第早了整整120年，是湖南历史上真正的“破天荒”，而刘蜕只是荆南道的“破天荒”。

尽管创造了“破天荒”，然而，隋唐时期的湖南仍是官员的贬谪之地，褚遂良、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等迁客的笔下，偏远、孤冷等荒凉景象成了湖南的代名词。长沙乃至湖南第一个人才高峰，却是出现在州学普及之后的北宋末期和南宋全朝。

宋朝，雕版印刷风起云涌，潭州州学抓住这一契机，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大肆刻印书刊。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程颢和程颐所著《二程文集》15卷，这是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被称为“长沙本”。后来，朱熹另编了《程氏遗书》25卷和《程氏外书》12卷，交由潭州州学刊行。胡宏的著作《知言》《五峰集》也是在其去世后由张栻整理、编辑而官刻印行。这些书籍是潭州当时最重要的官刻书籍，流传广泛，加速了湘学的传承和生发，对历代长沙学子影响深远。

为了满足长沙学子读经习史和科举的需要，潭州州学还刻印了不少经籍，《易》《书》《诗》《论语》《孟子》《春秋》等都有了“长沙版”。需求决定供给，这个时候，长沙街头冒出了书肆、书坊等书铺，批量刻印和出售民间日常所需的历书、韵书、佛像、年画、医药、童蒙读本，以及为本土士人科举考试而专刻的类书、八股制艺、试帖书等。

获取科举考试类书不再艰难，长沙涌现了众多“街头做题家”。潭州州学的发达使得潭州士子通过“进士制科”和“三学造补”走上仕途的人数比唐朝大增，两宋期间有近千人进士及第，其中，从长沙学宫走出的进士就有近150人。清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按“县以上官吏，学术有所成就，忠孝气节闻名于当世”为标准，收入湘籍进士179人，其中潭州52人。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长沙迎来了第一个状元郎、宁乡人易祓。两年后，潭州辖地湘乡人王容参加丁未科殿试中状元，这一年，汤璹、易开，以及前长沙学宫所属茶陵人徐起、尹子房四个“街头做题家”同中进士。一年考出一个状元、四个进士，这是长沙兴办州学结出的硕果，也是长沙历史上“破天荒”的破天荒！

叁

王安石“新学”的核心就是“三舍法”，即太学分上、中、下“三舍”不同程度进行教学。“三舍法”以升舍的方式代替科举考试，提高了州学的地位，促进了州学的勃兴。

早在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知州李允则建湘西书院于岳麓山下。潭州州学的兴起，将州学与书院进行了无缝衔接，到北宋后期已形成了完备的教育体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潭州三学”，在两宋时“闻名遐迩”。所谓“三学”，即将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低逐级安排升舍；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入湘西书院；湘西书院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方可再到岳麓书院深造。“潭州三学”其实就是推行王安石“三舍法”的翻版。《宋史·尹谷传》云：“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

南宋绍兴（1131～1162年）年间，漕司设辟学官之职，益加刺激了州学的发展。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先后充任长沙地方官吏，他们致力于兴学，使长沙州学再次得到发展。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知潭州，作《潭州劝学文》，要求“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朱熹、张栻）之书，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周敦颐、二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这之后，汪立信知潭州，任内大“兴学校，习士为变”。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来长沙任湖南提刑使，特为长沙学宫题写了“整、齐、严、肃”四个大字，以示对潭州州学的褒赏。

两宋交替时，潭州城“南起城南路，北至湘春路，东枕龙伏山，西临湘江，城市负山面江，呈南北狭长，东西短促状。城市中心在西城即德润门……坡子街等临街码头一带，这里商旅辐辏，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支撑着整个城市的运行”。南宋词人张孝祥的父亲张祁也是一位诗人，他曾在长沙生活过一段时间，时而沉浮于湘江。有一次，张祁站在船头，看到长沙城内热闹非凡，情不自禁地吟道：“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倒逼潭州州学不得不多次增修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由潭州知州、资政阁学士曾孝序主持。像岳阳楼修竣后，滕子京恳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一样，长沙学宫大成殿修复扩建告成之后，曾孝序特邀理学家、前任潭州知州真德秀为之作《潭州大成殿记》。

和朱熹一样，真德秀属意教育，他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学术源流”“勉其士”，多次到长沙学宫和岳麓书院督学，并主持祭祀朱洞、周式、刘珙等岳麓书院先贤，对张栻、朱熹开岳麓理学学统十分激赏，为潭州州学的昌盛和岳麓书院理学勃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竞竞，不显亦临……众形之役，统于心官，外止勿流，内守愈安。”真德秀不仅写下《长沙劝耕》和《潭州劝学文》，他还写了《勿斋箴》《潭州示学者说》《长沙新第呈诸学士》等大量与长沙州学和书院有关的诗文。

“厚重镇俗如岳之弗摇，清明鉴物如湘之不波”“彻其陪厦，敞为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暗郁，倏焉亢爽，列戟之门，学匾揭焉”“宫墙外内，巍然焕然”“甓旧路，复射圃……”真德秀《潭州大成殿记》描写的是长沙学宫重建后的宏壮气象，并将新的学宫提升到了影响社会文明进步、正风清明的崭新高度。而今，在西文庙坪牌坊广场东侧的文化墙上，还能读到《潭州大成殿记》，即便是近年来的新刻，却仍能感受到真德秀对长沙学子的拳拳之心和其时长沙学宫的长虹贯日。

肆

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九月，元兵南侵，位于岳麓山下的湘西书院和岳麓书院时常遭到元兵袭扰和破坏，湘西书院毁坏殆尽，“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岳麓书院山长尹谷率“三学生”与潭州军民苦守长沙，除夕夜，城内一片死寂。尹谷积薪闭户，全家老少坐在一起举火自焚。邻居来救，他却正冠端笏，稳稳地坐立于烈焰之中……元军攻入潭州屠城，学宫荡毁，“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

次年，长沙归元，平章阿里海牙镇守潭州，仿照真德秀《潭州大成殿记》重修学宫，竣役后改名天临路学，并碑刻《天临路学先贤祠记》。不过，“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初朝廷依然只信得过蒙古贵族出身的军功吏才，刻意将科举取士弃之。平章阿里海牙重修后的长沙学宫有名无实，冷冷清清，直到皇庆二年（1313年）宣布“行科举”，长沙学宫才恢复了往日生机，莘莘学子，丰标不凡。

明初，天临路学改回长沙州学，卫守潭州的兵马指挥使邱广增建明伦堂，长沙知府刘清扩建庙庑斋舍，教授王褒复建射圃，学宫规模初具。天顺六年（1462年），长沙知府钱澍又建尊经阁（藏书楼）于明伦堂后，并请长沙府治下茶陵籍诗人李东阳为之作《长沙州学尊经阁记》。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长沙知府孙存、潘镒、周标、吴道行等先后修建棂星门、敬一亭、司祭所和泮池，并修复大成殿。

明朝是一个爱大兴土木的朝代，长沙吉王府“广袤若干里”，“城内地方半属王府”。明朝采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实行科举考试，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这就是“八股文”的由来，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这种按照“套路”取士的方法更加依仗州学，因而，明朝200多年间，长沙州学一直未曾间断。天启三年（1623年），长沙学宫修缮工程极为浩大，长沙知府谢宗泽“念学宫殿庑，尤鼎革一大机务，遂捐俸纠工……建尊经堂以培龙气，广辟水池以澄秀颖，耸文星阁以峙巽峰，巍然之盛举矣。”

也就是在这一次，谢宗泽添建了“道冠古今”牌坊，长沙学宫建筑愈加庞大。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大西军攻陷长沙，一把大火将吉王府和学宫等建筑付之一炬。张献忠撤出长沙后，长沙知府周二南、督学堵胤锡尝试捐修学宫，刚起了个头，明朝就覆灭了。

清朝顺治四年（1647年），长沙府学才得以再建，长沙知府张宏猷修缮大殿和斋舍，重建崇圣祠、敬一亭，东西两庑筑墙柏树，长沙学宫始复旧观。清朝康熙至道光年间，湖南巡抚赵申乔、陈宏谋、吴荣光等接力多次扩修学宫。然而，这之后长沙学宫也曾饱受战火之虐，楼阁支离，破烂不堪。纷乱之世，何处才有一方读书的净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攻占长沙，学宫成了马栏，威严的宫舍里传出的不再是学子们的琅琅书声，而是兵车辚辚，战马萧萧。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将长沙学宫的魁星楼作为打击目标，轰地一炮，半桷削去。战后，长沙、善化、湘阴三县士民捐银10万两，长沙学宫才得以修复如初。

同治五年（1866年），湖南巡抚李瀚章主持长沙学宫大修，耗资5.5万余缗。这是长沙学宫最后一次大修，修复后的学宫比历朝学宫更为宏敞，使之达到了鼎盛时期。从清朝光绪《善化县志》绘制的“长沙州学宫图”可窥其壮阔：正殿五进，依次为棂星门、大成殿、御碑亭、崇圣祠和尊经阁，西面为训导署、名宦祠、乡贤祠、射圃等，东面为教授署、明伦堂、文昌阁、屈子祠等，登上东南角上高耸的魁星楼，方可一瞰城墙内外，远眺湘江北去。

李瀚章还重建了高约10米，宽约6米的“道冠古今”牌坊，整个牌坊厚重俨然，端庄大方。其坊柱上雕刻着二龙戏珠、狮子绣球、麒麟、卷草等图样和纹饰，龙头鱼身吻兽簇拥着中心的葫芦在重檐上兀立，刀法精细、明晰。牌坊正门额坊上刻着“道冠古今”，背面是“贤关”，寄托通过贤能之人，让道贯穿古今的良好企望。

“每一个读书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一个安顿精神的读书处。”为什么长沙学宫总能屡毁屡建、浴火重生？这是因为，长沙学宫的文气即若悄然无声，却能深深地触动人心，似点亮心灵的灯塔， 指引着长沙人的华胥之梦；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长沙人，宁可弊衣疏食，也要让长沙学宫巍然屹立，以此照亮长沙学子前行的路：他们从长沙学宫起步，自江湖而入庙堂，自中国而至世界……从建造那天起，长沙学宫文脉展延千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伍

“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清朝毛祥麟在《楚才纪盛》中发出如此慨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部近代史，有半部是湖南人写就。”在近代，湖南的人才形成了令人惊异的“井喷”效应，前后形成了几个极为壮观的人才群体。这期间，从长沙学宫先后走出了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深刻影响近代中国进程的风云人物。

然而，清初却并非如此。康熙三年（1664年），析湖广省为湖北、湖南二省，是为湖南建省之始。可直到雍正朝之前，湖南学子参加乡试仍须前往武昌，因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浩渺无垠，风狂浪险，曾经吓退或者被洪水吞没了无数湖南学子。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78年间，湖广开科26次，共录取举人2204名，可湖南录取人数仅有440名。

这种局面引起了长沙学宫等湖南学子的极度不满，纷纷请求朝廷在湖南开辟贡院，单独举行乡试。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湖南巡抚赵申乔呈请均分湖广省乡试南北名额，其继任者潘宗洛、李发甲先后多次呈请湖广“南北分闱”。经过近20年的努力，雍正元年，朝廷终于下诏两湖“分闱”，诏谕曰：“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致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才之意。”

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终于在长沙举行了自己的首次乡试。从这一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74科乡试中，湖南的中举人数为3888名，其中，长沙俊采星驰，中举人数近千名，是两湖“分闱”前的三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 “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长沙学宫随之荒废，人迹罕至，庭宇芜秽。1938年，那场“文夕大火”将长沙学宫烧得只剩下“道冠古今”牌坊。

秋日杲杲，从湘江边的古潭街南口拐进去，阳光从房檐与树枝的缝隙里漏下来，青石板铺就的街面上，晃动着熙熙攘攘的影子。街太窄，随便几个人走动，就显得拥挤。街巷深处涌起的微风，穿堂而来，一阵一阵的，有时波澜不惊，有时花枝乱颤，有时卷起人们的衣领，有时也会撩起美女们的裙裾。虽已仲秋，溽热却未散去，小巷深处，凉风习习，感觉倍爽，仿佛漫步在明清或更远朝代那谜宫般的街巷里。这时候，好想身着蓝衫，手执白扇，最好还牵一位衣袂飘飘专为读书添香的红袖，不声不响，不紧不慢，三拐两折，来到西文庙坪。

大凡学宫所在，定是一地之文脉。古时长沙，学子们齐聚学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只待开科，一举成名。虽然长沙学宫现在仅剩一座牌坊，但“道冠古今”的匾额依然翰墨飘香。如果平心静气，似乎还能听到读书声。这读书声一定源自学宫的史册，源自文脉的传承。

循着隐隐约约的读书声再往里走，经过一道门，叫“贤关”。关取“贤”名，许是脱胎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意境，想必当年在此过往盘桓的，多为贤明、贤德、贤能、贤良之人。走出“贤关”，就会再次跌进盘根错节的老街老巷里。樊西巷、黎家坡、师敬湾、石井巷、豆豉园、德厚里、半湘街，在不到0.2平方公里的狭小区间里，分布着上百条小街微巷。说学院街深，并不是说街有多长，巷有多远，而是指街巷繁多错落，迂回起伏，既曲径通幽，又互通款曲，若是陌生人走进来，如同走进了迷宫，不绕几个圈子，是很难突出重围的，所以就显得幽深莫测了。

我曾有幸在原学院街道工作过，对这一片老街区十分熟稔。时常，我在街巷里走门串户，与居民嘘寒问暖，有时也会利用工作的间隙，寻访屈子祠、登瀛桥、学院衙门等历史遗存，品味遐龄井、白鹤井、泉嘶井等古井清泉，尝一尝臭豆腐、辣干子、梅菜饼等风味小吃，看一看沿街的商号酒旗，把玩一番地摊上的陈器旧物……三朝七夕，自然混了个脸熟，我成了这里的街坊，走过路过，必能赚得一杯茶喝，也会引发无限的遐思。

重视教育的国家，一定蒸蒸日上；擅于学习的民族，一定欣欣向荣。

当教育成为一座城市的锃亮名片，当学习成为全体市民的自觉需求时，这座城一定是勃发生机、昂扬斗志的青春之城、励志之城，也一定是积淀厚重、承载辉煌的历史之城、文化之城。长沙，就是这样的独特存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无不因其一流的学科蜚声业内外；长郡中学、雅礼中学、长沙一中、师大附中，无不因其顶流的战绩名噪湖湘。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沙学子满怀家国情、书生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千年学宫，道冠古今；万里长沙，弦歌不绝。如今，文脉源远流长的文庙坪，必将重新焕发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