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龙纪念馆，前来参加“红色之旅”的游客和团队络绎不绝。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小刘军 摄

贺龙的堂侄贺学舜讲述“红色守望”的故事。

侯宗元老人指着父亲墓碑的照片，给记者讲述当年长征的故事。

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周雪林、贺捷生(小孩)、蹇先任、李贞、贺炳炎、晏福生、甘泗淇、贺龙；后排左起：张子意、周士第、袁任远、关向应、王震、谭友林。　　资料图片

这是一本名为《永恒的守望》的书，由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等人历经两年多调查后编撰而成。

翻阅书中贺氏家族72位红色遗孀为参加革命的丈夫守节的故事，84年前发生在桑植的那段烽火岁月立刻浮现在记者眼前。在贺学舜看来，战争年代，她们守望的不仅是丈夫，更是守望革命，守望未来。

7月2日、3日，记者来到桑植县贺龙故居、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和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探寻红军长征足迹，聆听贺龙族亲和党史专家讲述“红色守望”的故事。

贺学舜：贺龙率部队长征后，再也没回过家

“贺龙的父亲贺仕道、姐姐贺英和贺戊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都被反动派杀害。贺龙家族共有109位烈士、72名烈士遗孀。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涌现出千千万万英雄。红二方面军的建立，离不开几万名红军，也离不开这里的万千妇女，她们支持自己的丈夫、儿子去当兵。”贺龙的堂侄、今年70岁的贺学舜说。

“伯父贺文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牺牲。当时，伯娘只是到了贺家，与伯伯还未结婚，后来一直没改嫁。相比伯娘的守望，我奶奶张幺姑则要幸运得多，她用27年等来了丈夫的消息。”贺学舜说，长征出发前，贺龙在老家留了三天，不少贺家的男子都要跟着他走。“贺龙留下十几人在老家，为此他还征求了我爷爷贺勋臣的意见。最后又有三四人跟着队伍出发了。贺家人都坚信，红军一定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

“爷爷贺勋臣比贺龙大6岁，是贺龙的幺叔，他坚定地跟随贺龙出发去长征。他说，自己跟贺龙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搞起，留在家，国民党不会放过他，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他要给我伯父贺文述报仇。”贺学舜说，分别那天，贺龙给奶奶三块大洋，奶奶不肯收。“贺龙就把三块大洋塞进我父亲手中，说‘兄弟，你拿起’。然后，就和我爷爷骑马往刘家坪方向走了……”

贺学舜告诉记者，他住的地方以前叫“贺半街”，意思是说半条街都是姓贺的，都是贺龙的族亲。“几代人里，从跟随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前前后后有200多名贺家子弟加入革命队伍，其中参加长征的17人，解放后回到洪家关的仅6人。”贺学舜说，爷爷跟贺龙自从长征出发后，再未踏上过故土，他们觉得“愧对家乡和贺家”。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两年不来我两年捱……”贺学舜唱着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走进房间拿出一张珍藏的合影，照片里有贺龙和爷爷贺勋臣，还有6岁的他。“奶奶以为爷爷牺牲了，每年都会祭拜他，直到1949年才知道爷爷还活着。”贺学舜说，爷爷还参加了解放成都的战斗，后来就留在了成都。

谷伏忠：红军出发时，家家户户挂盏灯照亮红军路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讲解员杨丽说，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告别了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在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记者见到了75岁的红军后代谷伏忠。谷伏忠的父亲谷新斋，是贺龙的大表兄（姑姑的大儿子），曾担任红军独立团长，是贺龙的“高级参谋”。“这里曾经有一座木桥架在大河两岸，父亲就是从这里跟随贺龙的部队走的。”谷伏忠告诉记者，1935年3月，在一次夜行军中，谷新斋不幸坠入石灰窑中，下肢被严重烧伤。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挥戈北上，贺龙见他烧伤未愈，便留下了一个班的战士照顾他，嘱其在巴茅溪、四门岩一带坚持敌后游击。“我父亲曾为支援抗日前线，召集了100多人参加队伍。后来，他因烧伤的双腿浮肿化脓，不治身亡。”谷伏忠说。

谷伏忠介绍，红军长征出发时，家家户户挂盏灯，照亮红军路。送行的老百姓为每位红军送上三枚熟鸡蛋，红军则给送鸡蛋的老乡三个银元作回报。“一个银元在当时可以买一头猪了，红军跟老百姓的感情就是这样深。”谷志望补充道。

72岁的退休教师谷忠政从小就对红军的故事耳濡目染，他一直四处寻访这段历史。“我们这里有个小脚女红军，叫钟冬姑，丈夫刘开锡是红四师一名团参谋长。钟冬姑随部队长征，一路走到贵州毕节。”谷忠政介绍，长征出发前，钟冬姑刚生完小孩。“路还很远，而且很危险，你带孩子回去吧！”贺龙和李贞最终劝钟冬姑带孩子回了老家。

记者手记

“红色守望”在这片土地上延续

在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记者采访了红军后代、今年58岁的院长贺晓英。此时，她正耐心地帮89岁的转业军人张逢典更换床单、擦洗身子。

“我有着红色的基因，忘不了红色的记忆，要把当年的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贺晓英说，33年来，她照顾老红军、烈士后代、退伍转业军人共124位，给他们喂饭、洗澡，端屎端尿，还为93位老人送终、守灵，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奉献给了光荣院。

一部以贺晓英为原型的电影《马桑花开》将于本月中旬开机，讲述一个个爱心传承的故事。

“我们家的房屋曾经被反动派烧过3次，那时候贺龙对我奶奶承诺‘解放后我给你修大屋’。”采访中，贺学舜指着一处木房子告诉记者，那是贺龙委托当地政府在1953年修建的6间木房子，他兑现了对奶奶的承诺。

如今的洪家关村，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贺学舜把木房子出租给人开店，每年可获得一些收入。

“贺龙故居、红军出发地、美丽乡村、烈士陵园等景点融汇而成的旅游区已对外开放。”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桑植县委书记刘卫兵说，张桑高速已全线开通，黔张常快速铁路今年底可通车。

如今的革命老区桑植，各级党员干部正在为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而奋战，“红色守望”在桑植这片土地上延续……

长征故事

“小红军”骑在马背上长征

——91岁老红军侯宗元讲述举家八口长征的故事

7月3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党史专家赵宗山把记者领到了永定区大溶溪光荣院采访。当年的小红军侯宗元，今年91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他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举家八口参加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故事。

举家八口参加长征

“我的叔叔侯昌贵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队伍被打散后，他回到老家担任了大庸县东坪区赤卫大队长，父亲侯昌仟（长征开始后改名侯德成）也当了县东北区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大哥侯清芝、二哥侯清平也都参加了红军。”侯宗元回忆，1934年12月，贺龙率领红军占领大庸（现张家界），叔叔听到贺龙回来了，就去找部队。贺龙见到侯昌贵激动地说：“老侯你还在啊！家里还有哪些人？”这次见面后，侯昌贵再次跟着贺龙参加革命。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出发，突围长征。“没有共产党和红军，就没有我们一家，我们死也要和红军死在一起！”侯宗元说，“出发前，父亲侯昌仟统一了全家人的思想。父亲和母亲殷成福、叔叔侯昌贵、大哥侯清芝、大嫂刘大梅、二哥侯清平、姐姐侯幺妹，再加上我，一共8人跟着队伍出发了。”

“当时，我父母近50岁，父亲在红军队伍里搞后勤，母亲煮饭，大嫂和姐姐当卫生员。我不满8岁，成了一名小‘后勤兵’，给首长们送热水。”侯宗元说。

四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在陈家河战斗中，队伍缴获三匹马。贺龙将一匹小白马奖给了我们。”侯宗元说，“在贺龙关怀下，我骑在马背上走完了大部分长征路。而家中有四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1936年4月，叔叔侯昌贵在川西翻越5000多米高的哈马雪山时，因劳累过度，长眠在雪山上。被敌人打散的大嫂刘大梅，落入土匪的魔掌，惨遭杀害。与大嫂一起冲散的还有姐姐侯幺妹，在战斗中抬担架时牺牲。1936年9月，在甘肃成县，父亲侯昌仟在与胡宗南部队交火中腹部负伤，肠子都打出来了。连长将他安排在当地百姓何天颂家，并让我留下来照顾父亲。”侯宗元说，父亲伤口恶化，几天后就牺牲了。

“以后他就是你的儿子，替我好好照顾他，让他给你养老送终。”侯宗元至今记得父亲临终前对何天颂说的这番话。侯宗元留在了何家，改名何九生，给人放牛维持生计。

兄弟书信相认后回湘

1949年，解放军来到成县。“红军娃！解放军来了，这就是你们的队伍，你找他们去啊！”当地百姓告诉侯宗元。侯宗元说，解放军是共产党的部队，21岁的他一跺脚，又参加了解放军。

“大哥侯清芝一直记得父亲负伤的地方。1956年，他向成县民政部门寄去寻亲信，寻找父亲和我。收信的刚好是我的排长。”侯宗元说，他和哥哥通过附在信里的照片相认了，于1958年1月回到了家乡探亲。

“那天是腊月初七晚，我一进门，大哥见了我就笑，说‘弟弟找回来了’。母亲见了我就哭。我说我都回来了，还哭什么……母亲告诉我，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这才知道自己的生日。”侯宗元说，“母亲还告诉我，她在战斗中失散后，一路乞讨，1936年12月在陕西富平找到了队伍。全家八口只有她和大哥侯清芝、二哥侯清平最终到达陕北。”

“1961年，我从甘肃回到家乡，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侯宗元说。

我走在长征路上

总有一种“长征力量”激扬你前行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6月25日走进湖南，长沙晚报两路记者联合市州报记者再走湖南境内长征路，历时10天，共踏寻9个县、区的红军长征足迹，最长的一路走了2500公里。这一路走来，一个个长征故事催人泪下，一块块长征纪念碑震撼人心。

走在长征路上，总有一种“长征力量”激扬你前行。

这是信仰的力量。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被捕后宁死不屈，断肠明志，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右臂被齐根锯掉，伤好后照旧率部战斗……就是这样，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交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答卷，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这是纪律的力量。红军占领宜章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连在农民田边捡一个扔掉的红薯吃都要受处罚，40多位宜章籍红军将士为了不耽误行程，都没有与亲人相见；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死死顶住尾追的敌人，掩护主力过江，自己却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大部壮烈牺牲……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听从命令、严守纪律。

这是民心的力量。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民心是红军永远的“根据地”。半条被子，温暖了徐解秀的心，也温暖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一张借据”“一只竹碗”“一条棉裤”“两个红薯”“一家人守护红军烈士墓85年”……我们走在长征路上，真切感受到了长征中红军始终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高尚情怀。

这是担当的力量。中央红军浴血奋战，抢渡湘江，突破了敌人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狂妄计划；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担当的转兵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通道转兵”从尊重客观实际出发，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名中央红军。

这是号角的力量。“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坚持一路走，一路播种，一路作为宣传队，才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桑植红二方面军出发地纪念馆的一组数据显示，到1935年底，红二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4100多人发展到9200多人，红六军团由会师时的3300余人发展到11000多人。

长征故事、长征精神穿越时空，依旧激荡人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那样，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记者再走长征路，用脚步丈量那段红色的岁月，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重温苦难与辉煌历史的体验，一次精神和思想上的洗礼。每到一地，采访党史专家、红军后代、当地干部群众，聆听红军长征的故事，以文字、图片、视频在掌上长沙直播，还在长沙晚报以专版报道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记者弘扬长征精神，克服了高温、阴雨天气和旅途劳顿，每天写稿至凌晨，只为呈现最好的作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要不忘初心和使命，牢记先烈们走过的长征路，始终记得共产党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走过无数枪林弹雨，终得盛世中华，方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长征，永远在路上。

英雄长沙人

甘泗淇李贞夫妇：长征之恋成就“双子将星”

7月2日，记者从桑植红二方面军出发地纪念馆的历史资料中了解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长征时，有开国将军李贞（浏阳人）、陈琮英（长沙县人）、蹇先任、蹇先佛、戚元德、陈琼等女红军。

讲解员杨丽说，女红军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发，同男同志一样冲杀在战斗一线，经受着生死考验，书写着荡气回肠的美丽故事。

其中就有一批著名的湘籍红军夫妻，如“骆驼精神”征途闪光的任弼时、陈琮英夫妇，“万里长征姊妹花”的蹇先任、蹇先佛和她们的丈夫贺龙、萧克，长征之恋成就“双子将星”的甘泗淇（宁乡人）、李贞夫妇。

李贞是浏阳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8岁的她即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担任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虽然是女同志，但作战十分勇敢。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桂东寨前圩誓师西征，李贞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李贞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

一天，陈琮英找到李贞说：“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

“谁？”李贞抬起了头。

“甘泗淇，甘主任！”

“不行，不行。”李贞连连摇头。

甘泗淇，宁乡人。其实，他们二人早在李贞任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时就认识了。李贞对甘泗淇的印象极好，但是从没有想过要和他结婚。不久，甘泗淇也调到了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两人在一起工作后，互相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1935年，红二、六军团长征即将开始时，在贺龙主持下，甘泗淇和李贞借了百姓家的一间房子，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长征途中，组织部只留下三个干部，人少工作量大，李贞忙得不可开交。因过度劳累，李贞病倒了，但她瞒着组织，艰难地跟在部队后面前进。由于各自工作任务的需要，甘泗淇和李贞不能一起行动。当得知李贞病重时，他又惊又愧，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赶去看望李贞。这时李贞高烧不止，被确诊为伤寒症。部队缺药，甘泗淇把自己唯一的贵重物品——一支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金笔卖掉，买来针剂，才让李贞病情好转。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坚持到达了陕北。

随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抗日烽火，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李贞一路金戈铁马，驰骋沙场，最终成为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甘泗淇，其威名同样家喻户晓。（长沙晚报特派全媒体记者 程放军 刘琦 张家界日报记者 向文 宁惠 发自张家界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