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红色岳麓，是共产党革命火种的初燃之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策源之地，更是凝聚新时代磅礴伟力的奋进之地。红色文化，百年弥新，成为岳麓精神光谱中最闪亮的色彩。岳麓区委网信办、红网长沙站共同策划《百年岳麓红》系列报道，感悟这片热土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凝聚新时代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奏响建党百年宏大的史诗组歌。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革命志士汇聚在岳麓山下，成立进步社会团体——新民学会，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长沙和湖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核心，为党的创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这里建立了一批党、团组织，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

新民学会旧址。

1.鸦片战争后的城西社会政治环境（上）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掠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后，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利益和特权，操纵中国军阀混战10余年。战火连年，社会动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了帝国主义深入内陆的重要据点，也成了南北军阀争抢的重要战场。作为湖南省会经济、文化中心的城西地区，厄运难逃，且首当其冲。

1904年，长沙开埠后，各帝国主义列强依据“利益均沾”，纷纷抢滩城西地区，设立领事馆。“租赁”码头，开设洋行，进而控制了整个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命脉。设在水陆洲的长沙海关，由美国人夏立士任税务司，关税制定与收取大权落在了外国人手中。经营内河航运的小西门码头，被日、美、英商所“租用”，5家外江轮船公司的客、货轮，穿梭于长汉、长沪间，垄断了长沙的内河航运，也极大地冲击了湖南和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业。城西沿江一带，洋行遍布，“1904年洋行还只有17家，到1924年即增至91家，仅城西区境内就达65家”，成为了湖南当时最大的洋行贸易区。为倾销洋货、掠夺资源，日、英、美、德等国商人还以长沙为据点，面向全省城乡市场，布局商业网点达40余处，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经济侵略网。倾销商品以洋纱、洋货、洋布、煤油、鸦片、五金、染料为大宗，还有砂糖、药品、日用品、海产品等。煤油、棉纱、染料、香烟、西药市场完全被垄断，攫取的土产以茶叶、桐油、矿砂为大宗。洋货的大量倾销，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料的大量外流，打击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工商业，“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八九”，“机妇机女，束手坐闲者奚啻千百万人”，本土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破产。

帝国主义列强为侵略的需要，还在城西开办学校、教会和医院。设在西牌楼的雅礼大学预科班，即为美国人所开办。在外国人开办的学校里，不准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反帝活动。

南北军阀的残暴统治

1913年“二次革命”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南北军阀汤芗铭、谭延闿、傅良佐、张敬尧、谭浩明交替统治湖南，盘踞长沙。南北军阀在长沙，对外继续实行卖国媚外的政策，对内实行残酷的军阀专制政治。为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他们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政治上以镇压为重要手段，查封书刊，封杀舆论，抓捕进步人士，严刑逼供，伤害无辜。汤芳铭在湘期间，仅长沙被无辜杀戮者就达17000余人。在农村，则进一步巩固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地主专制统治，强化团防武装，对贫苦农民随意抓捕、审问、拷打甚至杀害。经济上以掠夺为主要途径，交替统治湖南的南北军阀，均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作为聚敛钱财、接济军需的主要方式，商户百姓惨遭苛索，苦不堪言。1918年桂系军阀谭浩明刚刚洗劫了湖南银行，皖系军阀张敬尧入湘后又立即成立了一个以敛财为目的的裕湘银行。裕湘银行声称额定资本1000万元，实际未募分文，是一个典型的空壳银行。凭借这个空壳银行，大量发行银元票、铜元票，掠夺民财。此外，他还大量侵吞娠灾款，加收盐税，盗押矿产，强卖鸦片，勾结日、美拍卖湖南第一纱厂，使长沙经济倍受摧残。

军阀的掠夺还表现在残酷盘剥农民，其维系政权的大多饷项皆直接或间接为勒索农民所得。地处省会周边的城西农村，更是倍受其苦。土地是农民的根本。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辛亥革命后，以土豪劣绅为代表的农村统治势力，与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相互勾结，预征田赋，勤派军需，按田亩附加的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贫苦农民十有八九被盘剥得负重如山，家徒四壁，被迫出卖仅有的一点田地而沦为佃农、雇农。城西农村土地进一步被少数地主、军阀、官僚和商业资本家兼并和掠夺。据大革命时期对长沙近郊农村的调查，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霸占了75%以上的土地，占人口40.8%的贫雇农则仅占4.5%的土地。土地向少数富人的高度集中，加剧了农民的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