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直荀像。 　　资料图片

1921年1月柳直荀发表的文章《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 李忠泽供图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在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骄杨”是指杨开慧，“柳”则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对洪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9月，他不幸被害，时年34岁。

继发现1921年杨开慧三篇短文和1919年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救国报社编印的四张《学生救国报》后，近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医学数据科学系高级统计分析员李忠泽告诉记者，他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系列《雅礼学生杂志》中发现了柳直荀在1921年发表的三篇文章：《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毕业的意义》和《女子参政运动评议》。李先生立即购买了这三份史料的影印件，并从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取得授权。之后，他和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罗慧研究员对这三篇文章进行仔细分析和解读后认为，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青年柳直荀对雅礼图书馆及长沙文化建设的热情与重视、对大学毕业生坚持终身学习和研究的殷切希望和对女性参政运动的支持态度，也彰显了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敏锐社会洞察力及民主思想的有志青年。

“没有图书馆，谈甚么文化？”

柳直荀的第一篇文章《雅礼图书馆与长沙文化之将来》发表于1921年1月。当时，雅礼师生正为扩建学校图书馆捐款、捐书，力争将其建成长沙模范学校图书馆，并计划对发展长沙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对于当时长沙图书馆的现状，柳直荀开门见山地指出它的不足和弊端：“长沙城的人口总共有23万多，庙宇的数目总共恐怕还不止一万栋。长沙城的图书馆有几多呢？”根据他的调查发现，除了官立的湖南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以外，私立的图书馆基本没有。当时，国家落后，人民愚昧，很多民众宁愿花钱建造庙宇，也不愿意建造图书馆。对此，柳直荀尖锐地指出，对于长沙“一个偌大的地方，这么样多的人口，设备完全的图书馆尚且没有，还谈甚么文化？”

当时，雅礼不仅图书室很小，而且缺乏图书管理员。“本校原来有一个学生图书部，做辅助学生的智识用的，但是经费不十分充足，不能多买书籍，所以常有不完足的感叹。”柳直荀和陈睿在“募款购书”一节中提到：“本校图书馆，素鲜中文书籍。年来学生会所购备着，为数不及千卷。”对此，柳直荀叹息道：“（雅礼）依然只有一个大仅三百方尺，中西文藏书不满四千册的图书室，实在是不够！”

柳直荀呼吁长沙热心文化运动和文化事业的人做两件事：“一：助款， 二：捐书。”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雅礼中学的图书馆面积已近2000平方米，与柳直荀读书时的图书室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长沙已有湖南图书馆和长沙图书馆等多家大型公共图书馆。

“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

柳直荀的第二篇文章《毕业的意义》写于1921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上。此时，适逢他从雅礼大学预科毕业。

柳直荀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发文凭的仪式在英语中是Commencement，这个单词的本意是“开始”，也就是说此时毕业生经过多年的学习，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从事更加高深的研究了。从这个角度说，“毕业”其实是人生下一个真正挑战阶段的开始，所以柳直荀认为，将这个单词翻译成“毕业式”容易引起极大的误解，因为“毕业”二字“能引起自足的思想”，而这导致超过大半的学生毕业后“就和学术宣告脱离，再也不去研究了”。柳直荀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归咎于祸害中国多年的科举制度。

柳直荀对雅礼大学的毕业生抱有极大的期望，说他们“是世上的光”，希望他们将来能影响社会，能以毕业之日当成起点，开始从事“精深的研究”，并带动社会一起“谋学术的进步”。柳直荀将“不断的研究”“继续的努力”这两句话当成送给毕业生的贺礼。

女子参政并非“洪水猛兽”

柳直荀的第三篇文章是《女子参政问题评议》，写于1921年5月22日，发表于同年6月《雅礼学生杂志》第七期毕业号上。

这篇文章是三篇文章中字数最多的一篇，全文近3500字。文章首先提出“在西方闹了200多年的女子参政运动竟闹到中国来了”，头脑陈腐的人以为是“洪水猛兽”，文章的论点是“这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手忙脚乱’来抵抗”。接着用较大的篇幅，梳理了法、英、美等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先进国家各有特点的女子参政问题历程，对历史事件、法律动议和社会影响，各有介绍和阐释。

柳直荀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在女子参政问题上的态度，他写道：“我是不满足于现代政治的一个人，政客官僚，我固然反对，即青（清，记者注）白的青年男子去从事政治运动，我也反对，因为我认为改造现在的世界，不是政治运动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反对女子参政运动，我劝女子不要从事于参政运动。但若是现在的政治存在，我寻不出什么理由去反对女子参政。”

罗慧说：“现在来看，这段文字反映了柳直荀早期的个人观点，从中可看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不满的态度，对女子参政运动的矛盾心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三年后（1924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了。”（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炎皇）